《有闲阶级论》有钱人为什么要炫富?

本书是凡勃伦于1899年出版的首部著作,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轰动,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人手一册的风行之作。作者通过研究制度的起源,观察社会上的经济现象,尤其是上层阶级的有闲特权与消费特征,来探讨制度与经济现象之间微妙的关系。书中对社会现象、消费行为、人类心理的剖析鞭辟入里,说明了习惯、文化和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怎样影响经济。同时又从有闲阶级的角度出发,阐释了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经济意义。

——摘自本书简介

制度的英文术语是源自拉丁文 in-stitutio,有风俗、习惯、教导、指示等意。凡勃伦认为制度是由人们的思想和习惯形成的,而这又取决于人们的心理动机和生理本能。所以,制度不过是一种“思维习惯”或“精神状态”。可是,体现人类本能的思维习惯并非固定不变,它会随着环境刺激的变化发生相应的变化。凡勃伦主张经济学理应对技术变化所导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式的变化进行研究,且要针对这些变化的过程从事研究,并模拟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生物进化的规律。因此,他认为制度的改变和生物的进化一样,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作者在第一章会深入解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第二章则是描绘人类为求生存而先进行掠夺、后占有、再累积、进行财力攀比,以追求舒适生活的过程。第三章则指出攀比的动机实属进步的力量,尤其是劳动阶级借着攀比才能提升作业本能;而有闲阶级虽重攀比却因鄙视劳动而沦为腐蚀的力量,即便如此,仍有部分人士为表示其休闲旨在提高生活质量而从事学术及艺术的创作。第四章用“计利当计天下利”来界定挥霍的价值,这值得整个社会深思。

在第五章中,作者从经济学角度来阐述“由奢入俭难”的概念,这与孔子对当时社会“先进于礼乐者,野人也”的描绘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还对现代社会之所以重视隐私权给予了经济上的诠释。第六章更是对“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深入剖析,并痛陈炫耀性挥霍如何破坏了私有财产制的不可侵犯性。作者在论及敬祀仪典流于以财为尚的矛盾时,虽没有孔子的“子爱其财,吾爱其礼”来得言简意赅,却有系统地论述了“好名者必作伪”的现象,并阐释了博取声誉的各种手段是如何推进西方的物质文明的。有了作业本能这种实用性强的理性主义,才抵销了炫耀性挥霍这种追求声誉的感性主义,这造就了西方文明。儒家恰恰是因坚持“玩物丧志”而摒弃了炫耀性挥霍,但因其贬低作业技术,而不幸压折了理性主义的发展,致使其现代化的道路走得颇为坎坷。

第七章对近年来名牌精品仿冒现象出现的原因分析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工薪阶层喜用仿冒品,这其中有东施效颦的突兀与无奈。表面上看来,现代中产阶级妇女(尤其是以其服饰骄其同侪的妇女)所拥有的地位是其劳动的成果(影剧界尤甚),她们好像已经摆脱了有闲阶级妇女曾经对男性的依附,但其生活方式却恰恰反映了“整个社会”赋予妇女“代位挥霍”的职责,这表明社会在财力、文化的规范下负担得起她们的“浮夸风”。换言之,以追求时尚为傲的妇女从依附个人转换为依附集体而不自觉,两性平等谈何容易!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书中,作者的分析方法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相比毫不逊色!

虽然凡勃伦的理论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有着共同点,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直接目的就是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及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资产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外,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可是凡勃伦在所有的场合都表示自己和无产阶级革命无缘。即便如此,凡勃伦的学说仍被认为是侵犯了资产阶级利益、蛊惑人心的言论,因而遭到美国经济学界的封杀。

一个崇尚权势和掠夺的社会是不会尊重人类劳动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固然说明了成功者之所以出类拔萃的要件,但不能作为其奢华浮夸的护身符,更不是和理性自制力交互运作的结果。当炫耀性消费成为社会各阶层竞相攀比的规范时,整个社会都会为了自己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而制造大量的债务,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整个社会的(因过量生产所带来的生态浩劫),莫不如此(见第九章)。人类基于仿效及驾驭别人的私欲而作决策的结果恰是马克思所谓的“异化”(Alienation),这减少了人类的福利,包括个体的和总体的福利。作者在第十章对体育竞赛活动的深入分析展现了其民胞物与的情怀。第十一章则对“不问苍生问鬼神”是否是统治阶级的金科玉律进行了精彩的推理。第十二章和第十四章有关高等教育和高深学养的正本溯源,说明了统治阶级希望其所崇尚的价值永垂后世的企图。

“有而不贪,闲能益智”也许是 21 世纪人类所要追求的目标,当社会大众为资源的浪费(全球暖化)担心不已,却又因其与不自觉地追求全球消费的一致性的矛盾而急燥不安时,凡勃伦点出了习俗、嫉妒、甚至迷信等等制度上非理性的力量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远比传统经济学所假设的理性均衡机制来得大。这种思维方式也许能为人类的危机提出别的解决方法。读者如果能将本书中基于阶级对立所形成的歧视性放在全球范围内来思考,就很容易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就像有闲阶级之于劳动阶级。当国与国之间竞相进行经济发展攀比时,其关系并不是稳定的和平关系而是动荡的主从关系,这种压迫和被压迫,对人心的影响及对地球生存环境的影响(即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经营)将为人们提供很好的内省素材。“工具的理性”易达,“道德的理性”难守,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醒醒吧,光怪陆离现象的存在本身固然有某方面的合理性,但绝不代表其不容改变或者是可欲的,反而更应该被解读为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人类因此才能永续存活。

注:上文节选自本书“导读”。


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原作名: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作者:[美]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
译者:李华夏
评分:8.2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分化日益明显。追逐“有闲”本无可厚非但其若与荣誉联姻,就形成虚荣的价值观,和消费性文化碰撞,即构成炫耀性消费。人们追名逐利背后所隐含的动机为何?其与经济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而阶级结构的演变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作者通过研究制度的起源,观察社会上的经济现象,尤其是上层阶级的有闲特权与消费特征,来探讨制度与经济现象之间微妙的关系。书中对社会现象、消费行为、人类心理的剖析鞭辟入里,说明了习惯、文化和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怎样影响经济。同时又从有闲阶级的角度出发,阐释了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经济意义。

作者简介  · · · · · ·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美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1857年7月30日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1874年进入卡尔顿学院,师从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家约翰•贝茨•克拉克,后转至霍布金斯大学读哲学,又转至耶鲁大学;188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891年进入康奈尔大学任教;1892年转任芝加哥大学副教授,并担任《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1906年转任斯坦福大学副教授,1909年辞职;1911年走上密苏里大学讲台;1918年步入仕途,赴华府供职于食品局;1924年拒绝接受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一职;1929年退休后定居于加州,不久便溘然长逝,享年72岁。

1899年,42岁的凡勃伦出版了生平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作品《有闲阶级论》。此书奠定了凡勃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也确立了旧制度学派的理论基础。另著有《企业论》(1904)、《德意志帝国和工业革命》(1915)、《学与商的博弈——论美国高等教育》(1918)、《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1919)、《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21)、《近代不在所有制与营利企业》(1923)等。

李华夏,1951年生,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美国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台湾清华大学及暨南国际大学兼任教授等,译有《国富论》(合译)、《有闲阶级论》、《蝴蝶效应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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